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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行世之书取经世之益

1998-07-24 来源:光明日报 陆炎 我有话说

171年前,即清道光七年(1827年),由贺长龄倡导、经魏源“以一己之力”编辑的《皇朝经世文编》刊刻问世。继之,依例踵作之风勃兴,相继出现了张鹏飞的《皇朝经世文编补》、饶玉成的《皇朝经世文续编》、麦仲华的《皇朝经世文新编》等20余种“经世文编”。《皇朝经世文编》一书也在晚清出现了五种重刻重校或石印本,颇有“不胫而走,自此益加远矣”(《皇朝经世文编重校本叙》)之势,以至于“数十年来风行海内,凡讲求经济者,无不奉此书为矩,几于家有其书”(《皇朝经世文新增续编序》)。1992年,中华书局影印出版此书,更名为《清经世文编》。看来,魏源所编此书确实营造出了历久而弥新的“经世热”文化氛围。

所谓经世,就是治世,意在经邦安国,有利国计民生,实属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。孔子所言“诵《诗》三百,授之以政,不达;使于四方,不能专对,亦奚以为?”(《论语·子路》)可以说是儒学经世思路的开端。魏源正是继承了学以经世的文化传统,在清道光年间不断高涨的旨在对乾嘉汉学面对故纸、宋明理学空言心性进行抨击的声浪中,成为经世派的代表人物之一。魏源治学以经世致用为目的,力主用今文公羊学的“弘通精淼”达到“内圣而外王,蟠天而际地”(《董子春秋发微序》)的和谐统一。他曾批评“争治诂训音声,爪剖析”的汉学家们“锢天下聪明智慧使尽出于无用之一途”(《武进李申耆先生传》),诘问那些“托玄虚之理,以政事为粗才”而空言心性的理学家们“心性迂谈可治天下乎?”(《默觚下·治篇一》)魏源还常同龚自珍切磋学问,议论时政,弘扬经世之学,被时人称作“龚魏”,在社会上声名鹊起。正是由于这个原因,魏源被江苏布政使贺长龄召为幕宾,专司《皇朝经世文编》的纂辑。于是,魏源强烈的经世抱负通过编辑此书得到充分施展的机会,他以一介书生实现了学以经世的理想。

魏源从道光五年开始纂辑此书,第二年编就,再一年刊行。这部书共120卷,辑录了从清顺治至道光初年近200年间的学者论著书札、官员奏议、官方文书中足备经世、关乎实用的篇章2236篇,计分学术、治体、吏政、户政、礼政、兵政、刑政、工政八纲,“鸠聚本朝以来硕公、庞儒、俊士、畸民之言”(《皇朝经世文编叙》),爬梳、整理、选取“有专集者”或“存文而无专集者”等共654位作者的文章,成为一部集中反映清代前中期经世实学的论文结集。

此书名曰“经世文编”,自然要切合经世的主题。对此,魏源有非常明确的阐述。他在《皇朝经世文编五例》中指出:“书各有旨归,道存乎用”,“经世以表全编,则学术乃其纲领”,“时务莫切于当代,万事莫备于六官”,强调以行世之书,“取经世之益”,希望“必有真儒,征斯实用”。可见,以经世致用为嚆矢,为清朝“当代”的时务提供一部经世大典,才是魏源编辑此书的目的。同时,该书也确为当时的社会所需要。在清道光初年,虽已不复有以往的康乾盛世,但乾嘉之际文化专制主义的余绪仍影响着学术思想界,“著书都为稻粱谋”的空虚学风依然存在。魏源通过对“皇朝”的经世之文予以采编,呼唤“真儒”出现,可谓用心良苦。因此,这部意在“经世以表全编”进而“取经世之益”的“经世文编”,不仅名副其实,而且促进了清代经世学风的新转向。晚清学人评价说:“此书大旨欲救儒之不适于用”(《越缦堂读书记》),诚为切中实际之言。

魏源通过对此书的纂辑,率先将清代有关经世的文章较为全面系统地整理刊刻出来,为社会提供了一部了解与把握经世之学的读本,促进了经世之学的传播。书中的经世致用言论比比皆是,如顾炎武论学所言“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,皆学之事”(《与友人论学书》);陈宏谋谈吏治所说“官必爱民,乃为尽职”(《申饬官箴檄》);慕天颜讲理财所言“更可垦壁荒土,增益税粮,人民殷富,国用自饶”(《水利足民裕》);施琅论海防时认为摒弃闭关锁国的海禁政策“诚为图治长久之至计”(《论开海禁疏》)等等,都表明魏源自谓该书“经世以表全编”和“取经世之益”并非虚夸,而是至言。

在该书刊行13年后,中国步入近代社会。魏源正是以其经世实学为功底,在鸦片战争爆发两年后,又写下了《圣武记》和《海国图志》。前者为“晚侨江、淮,海警飙忽,军问沓至,忾然触其中之所积”(《圣武记叙》)而作,后者乃“凡有血气者所宜愤悱,凡有耳目心知者所宜讲画也”(《海国图志叙》)所写。自此,魏源走上了“师夷长技以制夷”的经世新途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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